1994年春节，泱泱华夏正值熙熙攘攘团圆之日。

而在遥远的上海，邓公远眺窗外。

巍峨的高楼大，在阳光下闪烁着勃勃生机。

中心地带的浦江更是缓缓东流，蜿蜒向前，没入地平线，宛如一条充满希望的巨龙。

“这就是上海，这就是中国。”

邓公眯起双眼，目光灼灼。

多日来的南巡考察，让他看到了这座城市焕发的活力与无限可能。

临行前夕，他特意将上海市市长黄菊叫上了火车。

面对疲惫不堪却坚定有力的黄菊，邓公再度强调：

“你们一定要抓住20世纪的尾巴，这是你们上海的最后机遇！”

他为什么这么说？

如今贵为东方之珠的大上海，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改革风云？

上海，这座明朝为防御倭寇而设的城池，后来因什么而起飞？

原因之一，是一个外国商人的密谋。

他迫使清廷签下了海关税收的不平等协定，并要求通商口岸地位。

于是上海被蛇吞象，一举开放。

金融大鳄们率先闻风而动，他们的银行和公司如剪不断的青草，迅速占领了每一寸土地。

电车的噪音和洋货的刺眼，让这座城市日渐失去本色。

它在外力推动下快速腾飞，代价是自我的稀释。

然而变化不尽人意，来了就来了。

我们无法阻挡外来文明的入侵，它们将与本地文化在这里大杂烩，酝酿出全新的可能。

上海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1949年5月，五月的鲜花在上海盛开。

解放军的歌声远远传来，宛若春风化雨，为这座城市注入新的活力。

那面红色旗帜，在一片欢腾中翻扬，标志着上海新生的希望在到来。

外国旗帜纷纷落下，外国人匆匆告别。

他们在码头栏杆处，凝望着这座东方明珠最后一眼。

船笛声中，渐行渐远。

外国资本的离去和黑社会势力的剿灭，使这座城市褪去了一些繁华与肤浅，而更多地恢复了本土风貌。

繁华的背后是脆弱，上海即将迎来难捱的磨难时期。

1950年，中美间的朝鲜战争爆发，西方对红色中国实施全面封锁。

上海港口冷清下来，曾靠外贸过活的上海人们在猝不及防中手足无措——他们茫然地面对着熟悉而陌生的街道，一时间分不清前路在何方。

此后30余年。

昔日的天之骄子上海，经历了从鼎盛到衰落。

上海，这个亚洲的明珠，曾经创造过惊人的财富神话。

1953年至1988年这35年间。

上海为国家完成的财政收入高达4725亿元，提供的国民收入达2963亿元。

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上海自身难以为继的财政赤字。

35年来，上海的基础建设严重跟不上经济增长的需要，形成了大量欠账。

它从东部地区获得的财政补，贴远远无法弥补城市的更新换代。

上海那些老旧的石库门洋房和窄小的胡同巷道，成为这座城市发展的枷锁。

上海以其惊人的贡献，支撑起中国的发展，却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1980年，一篇揭露上海衰落本质的报道，掀起了惊天巨浪。

作者沈峻坡犀利指出，上海过去30年的发展严重失衡。

在大力追求经济指标的同时，忽视了人的福祉。

“重生产轻消费，重速度轻效益”。

这种粗放的密集式发展模式，让上海背上了沉重负担。

巨额的外债，严重制约其进一步发展。

同时，数十万上海市民仍生活在简陋的棚户区，城市基础设施长期得不到更新，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日益严重。

一时间，上海面临住房、交通、教育、医疗等多方面供给短缺的尴尬局面。

沈峻坡的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引来社会各界对上海发展模式的反思。

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中心城区仅有82平方公里，却挤压着上万个生产点，这个超级高密度的产业布局导致了许多问题。

5700多家工厂机械运转，产生的废气填满了整个城市的天空。

270万上海市民，在拥挤肮脏的工厂宿舍内生活。

人均居住面积不到4平方米，与“蚁穴”差不多。

在如此拥挤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公共交通几乎成了唯一的出行手段。

尤其是高峰期间的公交车。

每平方米车厢空间里，至少要挤压12个人。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非常近。

仅仅一个响亮的喷嚏，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在公交车上摔倒意味着会被无数人踩踏，这是很多上海市民心中的隐惧。

这种潜在的城市安全隐患，终于在1987年爆发。

那年，一艘服役陆家嘴轮渡线的渡轮，在超负荷运营中发生了踩踏事故。

16人死亡，30人重伤。

这一突然爆发的灾难震惊了全国，人们意识到上海的城市规划和管理必须要转型升级了。

然而更大的考验，随之而来。

1988年，一种名为“毛蚶”的食物，导致上海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几十万例甲型肝炎患者。

原因是，感染者会快速向周围人传播病毒。

很快在这个人口密度高得惊人的城市里，造成了难以遏制的疫情。

从安全事故到大面积传染病，上海必须正视发展中出现的种种弊端。

通过体制改革和科学发展，来确保人的安全与健康。

而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后，南方经济特区的崛起。

广东第一个开放，珠三角的改革红利迅速显现。

到1988年，广东的外贸出口总额就达到42亿美元，这不仅超过上海，还是100多年来的首次反超。

山东、江苏、四川等省份也在稳步向前，上海的经济总量在中国已失去头名。

上海怎么才能重拾荣光？这成为80年代的重大课题。

有人主张全面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有人认为应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

也有人提出学习南方模式，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种种声音并存，争论不休。

上海需要找到一条平衡发展的道路，在经济与民生之间取得平衡。

正如邓公所说，改革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浦东新区的开发，是上海重振雄风的关键一步。

20世纪80年代，上海的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亟待新的增长点。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时任国家领导人的邓公同志多次考察上海，寻求突破现状的路径。

1990年4月，上海正式开发开放浦东新区。

这一战略举措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浦东拥有与浦西中心城区，隔江相望的独特区位优势，又面向长江口、背靠东海，是上海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的桥头堡。

在邓公“与世界接轨”的指导思想下，浦东新区的规划建设成为上海和全国的头号大事。

16字方针，为浦东注入清晰方向——

开发浦东，带动上海东部崛起；

振兴上海，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面向全国，承接产业转移，成为全国改革开放新高地；

面向世界，构筑开放前沿，引领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

“上海这么大，不搞几座桥不行。”

浦东开发之初，并非一帆风顺。

这片沿海土地拥有众多优良港口资源，却长期基础设施落后、交通不便。

附近居住着大批外来打工者和边缘群体，他们将浦东视为避难所。

与繁华的浦西隔绝，没有获得该有的发展红利。

要实现浦东崛起，就必须打通它与浦西之间的联系。

1991年11月20日，耗资8.2亿元人民币的南浦大桥建成，这标志着浦东启航的关键一步。

大桥北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使这里一跃成为上海新的地标。

此后，相继建成的隧道和桥梁连接浦三路、杨树浦路、外高桥保税区等重要节点，浦东各片区逐步与浦西一体化。

在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一系列政策红利吸引外商前来投资兴业。

浦东很快从一片荒芜，变为高楼林立。

94年春节，已经九十高龄的老人再次来到上海。

这是他的最后一次访沪。

他眺望着窗外，浦东的天际线在他注视下日渐壮阔。

滚滚长江没入大海，两岸的画面却有了微妙变化。

东方明珠耸立，浦东大桥挺拔，连接之处欣欣向荣。

3年前，他亲自批示开发浦东，现在开发的成果已经初见端倪。

站在高处，他看到了鱼跃浪花，看到了几座高楼那棱角分明的身影。

它们或挺拔，或平和，在江水中交相辉映。

连接浦东浦西的数座桥梁和隧道建成通车，体现了“打通筋脉”的目标；而崛起于浦东的东方明珠电视塔，更成为上海的新地标。

不到10年时间，浦东就从未开发的荒地，变成了全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新高地”。

邓公感慨道：

“上海的工作做得很好，上海有特殊的素质、特殊的品格。上海完全有条件上得快一点。”

那一天，白发苍苍的老人临上北返的列车，他握着市长的手不舍放开。

深情叮嘱：

“你们要抓住20世纪的尾巴，这是上海的最后机遇！”

火车即将驶离，老人望向窗外，目光扫过车站人来人往，扫过身后高楼林立，扫过前方蜿蜒迢迢的铁道。

他在人生最后一程里回望这座上海，复杂情绪涌上心头。

曾几何时，这片土地荒芜贫瘠；

浦东尚属边陲小镇，浦西亦残破不堪。

如今他凝视这一片繁华，桥樑耸立，高楼拔地。

行将就木之年，他欣慰于一个局面：

兴旺之中，还留有空间；辉煌之外，更有梦可圆。

桑榆晚景中的老人，心中想的，无非是这座城市更加灿烂的前景。

他相信这个世纪尚未完结，这座城市仍有机会与世界并驾齐驱。

上海不负所望，在之后30年后，曾被人嘲“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浦东。

汇聚了超4.4万多家企业，税收2000亿，占全国税收1.5%。

1920年到1994年间。

邓公共计数十次造访上海，与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他的人生历程中，上海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也见证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创举。

每一次上海之行，邓公都会留下值得珍藏的金句。

无论是“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还是“浦东开发开放”，每句话背后都蕴含着他造福人民的宏愿。

正是这种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推动了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腾飞。

浦东新区的成功，是上海突围的缩影。

上海模式的创新，又引领着全国的改革进程。

在这个“转型期”最多元、最积极的城市里。

邓公的思想火花四射，碰撞出无数奇迹。

上海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里得到验证的每项改革举措都将推广到全国乃至世界。

归根到底，改革开放就是要改善人民生活，推动社会进步。

在邓公逝世27年后，清朗的今天。

我们深刻体会到，是他的努力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命运。

感恩之余，我们更要秉承遗志，在新时代继续推动人类文明的光明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