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红岩》，该书经过十多年磨砺，在1961年完成了从回忆录向更具艺术性文学作品的华丽转身。

《红岩》一经问世，就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反响，广大读者几乎众口一词为之叫好，更为书中成功塑造的以江姐为代表的英雄群像英雄事件所感动。

这时，亲历了书中部分事件的沈醉也在书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并指出书中“提审江姐的内容不真实。”

既然沈醉并不忌讳他作为国民党军统头目的那段历史，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他在《红岩》叙事中以严醉名字出现角色吧。沈醉于1914年生于湖南湘潭县一个殷实的农村家庭，虽然自幼聪明好学，但是充满叛逆；

曾经带领同学来自己家里指认父亲为土豪劣绅，后来又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18岁的沈醉只好投奔远嫁上海的姐姐沈锦辉，在姐夫余乐腥的帮助下，进入中华民族复兴社，在其手下当差；从此开启了他几十年的特务生涯。

1937年在共产党以及多支国内抗日力量的敦促下，蒋介石组建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国内所有抗日力量集合到国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以实现全民抗战的目标。

沈醉所在的中华民族复兴社因而被改组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下简称“军统”），它的工作内容也随之由此前主要抓捕共产党人转而以对日侦察、刺探等情报工作为重点，为军方对日作战、破坏和暗杀做了大量工作。

沈醉也因为工作出色，深得上司戴笠赏识，相继调往郑州、湖南等地工作后，于1941年调沈醉到陪都重庆出任警察局侦缉队长；次年获得升任军统局少将处长。正是在这期间，沈醉进入了小说《红岩》的叙事背景中。

《红岩》中的大量事件，大都发生在他参与创办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该合作所成立后就接管了国民党监狱白公馆监狱。在这里，他们大量引进美国所谓先进的审讯刑具和酷刑技术，疯狂迫害那些被捕入狱的共产党人。

虽然沈醉没有参与中美合作所的具体日常管理，但对于监狱工作，尤其是对其中共产党重要人物的审讯，他还是会时不时的现身其中。

因此，他对渣滓洞和白公馆的一些基本工作流程、行为习惯都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这也为他后来评价《红岩》部分细节描写真实性提供了底气。

沈醉的重庆期间，亲自主持修建了白公馆监狱，但是后来在与美国中情局合作的美国人看上这里，就把白公馆作为了合作所的培训基地。沈醉只好奉上司戴笠之命，另寻地块起炉灶新建监狱。

于是，在强买一家小煤矿未果的情况下，不惜逼出命案，在小矿主以命相搏，吊死与矿上后，拿着丰厚的补偿款，连同矿主尸体一并送给家属，才算取得了建设渣滓洞监狱的地皮。

是这一处曾经以煤的光和热照亮并温暖人间的地方，最终沦为人间魔窟，不时发出受到迫害的共产党人的骇人惨叫。

沈醉不仅在重庆亲自主持建造了两所罪恶累累的监狱，作为军统头目，也没有少参与对关押的共产党人的审讯和迫害，甚至依照戴笠的命令对这里的共产党人开展杀戮行动。

不过，等到《红岩》叙事情节走向高潮的1947年以后，随着沈醉被调云南，他就渐渐淡出了《红岩》叙事，远离了国民党在重庆解放前夕，对共产党人的最后的疯狂镇压，有幸让他这双在已经负有不少共产党人命案的屠夫之手，少沾染了一些共产党人的鲜血。

沈醉的重大人生转折，也是在他转任云南以后。沈醉调到云南的使命是出任军统云南站站长，同时负责任监视同情共产党的云南省主席卢汉。

这期间，国民党在个个战场节节败退，沈醉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将家人人质般地转移台湾，他母亲死活不依，还是沈醉强行将她抱上赴台的飞机，以至此时一挥手竟成永别。

也许是这件事对沈醉触动颇深，让他后来在云南期间开始为自己的后路着想，促成了他在卢汉起义投奔共产党的关键时刻与之合作，令手下所有成员听从卢汉调遣，自己也在卢汉的起义通电上签名，为他自己最终赢得起义将领的身份争取了机会。

虽然，沈醉在解放初期仍然是战犯身份，在北京功德林监狱接受了劳动改造，但他不久后就获得列入特赦名单而出狱，在整个军统系列的战犯中，他是绝无仅有的一例。后来还有幸进入政协做了文史研究专员。

比起那些死心塌地顽抗到底的国民党反动分子来说，他不知要幸运多少倍。虽然，沈醉后来是弃暗投明了，只可他醒悟的比较晚，若能更早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许在《红岩》里演绎的悲剧就会多少可以避免一些。

作为《红岩》的核心人物，江姐是以真实生活中的江竹筠为原型进行文学塑造的。江竹筠是四川自贡人，生于1920年，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捕时担任中共重庆新市区党委负责学生工作的委员。

1943年，出于地下工作的需要，她接受组织安排与已婚但夫妻分居的中共重庆市委第一委员彭咏梧假扮夫妻，年仅23岁且未谈婚她虽然感到尴尬和无奈，但为了革命需要，她毅然接受了这项艰巨的革命任务。

在与彭咏梧共同经历了地下工作的艰难和险境中，为了不让敌人看出破绽，江姐是尽心尽责地在彭咏梧的日常生活，切切实实担起一名妻子职责，细心照料着“丈夫”的日常生活。

由于受到江姐无微不至的照顾，让彭咏梧强烈感受到江姐的温柔体贴，激发了她以更饱满的激情投入革命工作；

江姐看到彭咏梧如此忘我地为党的事业出生入死，就愈发尊敬和爱护彭咏梧，又加倍热情主动地进入对方的生活，如此正向循环，以至两人日久生情，在得到组织批准后，他们就真正结为了夫妻，并育有一子。

那是1947年，党组织要深入川东闹革命，彭咏梧被派到那里去策动武装起义。不幸的是，彭咏梧就在那次起义中英勇牺牲。这时的江姐前仆后继，谢绝了组织对她的照顾，把儿子托付给亲友后，就赶往丈夫倒下的地方，要完成他未竟的那份党的事业。

但是由于斗争形式太过残酷，有些意志不坚定的革命者，经受不了血雨腥风斗争的考验，有人意志动摇，不惜以出卖同志谋取个人眼前利益。江姐就这样被叛徒出卖，于1948年6月14日在川东万县被捕，后被押送到渣滓洞羁押审讯。

在渣滓洞监狱，江姐受尽了身心折磨。敌人为了从她身上获取更多共产党的组织信息，不惜以竹签钉入其手指，十指连心是人所共知的，这份痛苦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偏偏江姐的痛觉比旁人更加敏感，往往是竹签一钉入人就昏迷过去，这样敌人就更加无法问话。

丧心病狂的国民党特务就迅速改变策略，只是以竹签慢慢刺入江姐的手指，在她将要昏过去的时候罢手，进行问话；问不出所以然来又继续折磨，这样让江姐陷入更加痛苦的境地。不过，无论敌人怎样严刑拷打，江姐始终未向敌人吐露有关党组织的半个字。

这样就导致了敌人更加疯狂的迫害，常常是在无法审讯的昏迷状态被敌人拖着回到监狱。江姐的坚贞不屈，也赢得了广大狱友的尊敬与佩服。

每每是等待江姐从昏迷中醒来，她的床头边摆满了狱友们送来的各种慰问品，从一点事食物，几朵野花，到几句暖心的话，一首赞美的诗。这又激励着江姐在狱友中继续开展党的工作。

在渣滓洞监狱的女囚室，大家紧紧团结在江姐周围，成立了狱中临时支部，开展了更秘密的对敌斗争工作，他们制定了“狱中工作的八条意见”供大家遵循，也开创性地提出了不要迷信组的观点，激发个人在党的事业的主观能动性。

正值江姐和广大狱友满心期待解放军到来之际，厄运突然从天而降。

1949年11月14日晚间，国民党监狱当局以转移牢房为名，将江姐等人带出监室，来到凉风嗖嗖的荒郊野外——电台岚垭，江姐和她的数名战友难以避免地倒在了血泊中，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新中国，他们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却永远活在小说《红岩》里，更活在了人民的心中。

至于《红岩》的作者，因为写的几乎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人们不难感受到他们笔下的那份激情与愤慨。《红岩》一书的素材，取自于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幸运地逃脱虎口得以活命以后，出于对那些狱中牺牲战友的怀念而撰写的回忆录或者演讲稿。

重庆解放初期，死里逃生的罗广斌先后在重庆市共青团和长寿湖渔场工作，出于对狱中亡友的缅怀，不忍他们被世人遗忘；在工作之余，他撰写了大量的回忆文章，也去过不少单位和学校做过演讲。

其中比较知名的有集中营烈士的诗集《囚歌》、与同样从渣滓洞走出来的杨益言合著的《圣洁的血花》和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后者还被拍成了电影，搬上了银幕。至于最终形成小说这样的文学作品，说来还是有点偶然的因素促成。

起因是源于中国青年出版社收到一封寄自四川的读者来信。该读者在听了很多罗广斌的演讲之后，被他所讲的那些英雄事迹所深深感动。

于是，自发投书出版社建议出版。恰巧这时出版社也在为类似选题寻找素材，就很快联系上了罗广斌，先是邀约他写《江竹筠传》；但是，拿封读者来信所涉及的事件、场景更加宏大且宽广，显然不是一部个人传记所能够囊括的。

改而约请罗广斌撰写一部革命回忆录。于是《在烈火中永生》就应运而生，于1959年2月正式出版。

罗广斌、杨益言接受小说创作任务后，得到重庆市组织部和团委的大力支持，为使他们能接触更多的史料，组织部特地联系公安部门，让他们查阅了大量关于渣滓洞和白公馆的档案资料以及对落网特务审讯的记录，使他们对于中美合作所的认识突破了原来个人认知的局限，变得更加全面完整。

尤其是提交初稿后，专业作家沙汀老师非常中肯地指出，“你们还是带着镣铐在写红岩，整个基调显出诉苦般的压抑。现在我们需要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审视如此宏大的事件，站在叙述历史的高度写出正义事业胜利的必然性。”

如此真诚又直击初稿弱点的忠告，让两位作者茅塞顿开；再次北上参观了刚刚建成的革命历史和军事博物馆，那里展出大量珍贵的解放战争历史资料，然后把红岩写作放到整个解放战争的大背景下进行重构，大刀阔斧地对书稿进行了修改，最终拿出了这部经受住历史考验的力作。

都说时间是真理的试金石，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红岩》依然是我国红色文学中的经典，是不可或缺的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用书之一。

当然，从根本上来说，小说《红岩》的成功，也同共和国的建立一样，是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因为它记录和歌颂的就是老一辈共产党人为了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大无畏气概和对共产主义忠贞不渝的信仰。

《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_共产党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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