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月30日,奥洛夫·帕尔梅诞生在斯德哥尔摩一个非常富有的上流社会家庭。
其全名为斯文·奥洛夫·约阿基姆·帕尔梅。他的父亲贡纳尔·帕尔梅是一家有名的保险公司总经理,而母亲是伊利莎白·帕尔梅,是拉脱维亚贵族的后裔。
帕尔梅出生的宅邸坐落在东马尔姆斯大街36号,建筑面积很大,此后,这里一直是他成长生活的地方,直到1953年,他26岁时,才搬出这所房子。
这所房子的主人是帕尔梅的祖父思文·帕尔梅。据家谱学家考证,帕尔梅祖籍原在现今瑞典南方斯科讷的一个小城——于斯塔德。
其祖先原是荷兰人,从事航运业,16世纪时,来到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经商,因生财有道,成了家财万贯的富商,王室为表彰其功绩,封为贵族,此后,便在于斯塔德定居下来。
至今,在于斯塔德城还有一条名为帕尔梅·吕德尔斯的大街,就是以他祖先的名字命名的。当时,斯科讷尚属丹麦,后来归于瑞典。
在帕尔梅7岁那年,他先后失去了一直视他为掌上明珠的祖父和父亲。从此,他便与母亲和祖母相依为命。10岁那年,母亲伊利莎白送他进入了上层社会子弟云集的西格通纳寄宿学校。
在帕尔梅嬉戏童年之时,瑞典已经摆脱了昔日的贫穷、落后,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之列。在这一时期,瑞典发生了两起震惊全国的事件,导致国家命运发生重大变化:
其一是1932年3月12日“火柴大王”伊瓦尔·克鲁格开枪自杀和他那庞大的金融帝国的垮台;
其二是 1931 年 5 月14日,瑞典政府派军队镇压工人罢工,造成五死五伤的惨案。
1944年5月,17岁的帕尔梅顺利地通过了毕业考试,毕业后,他曾当过记者,后服过兵役。1947年,帕尔梅进入美国俄亥俄州肯尼昂学院学习。一年后,获得文学学士证书。
从美国回到瑞典后不久,帕尔梅就接到了去骑兵团参加复训的通知,此时,练兵场上的帕尔梅已是骑兵少尉。这是家庭出身给他带来的荣誉,瑞典贵族子弟中,十有八九是当骑兵军官。
1949年,帕尔梅回到斯德哥尔摩大学继续攻读法律专业。正是在这一年,他开始参加学生联合会的工作。
2月21日,他在《瑞典日报》上发表一篇颇有影响力的文章——《战后一代》,这篇文章引起了某些关键人物的注意。同年春天,帕尔梅又去布拉格参加世界学生大会,实地考察捷克斯洛伐克青年学生的状况。
在那里,帕尔梅遇到一个美丽的姑娘杰丽娜·雷尼诺娃,帕尔梅被她的美貌倾倒,而雷尼诺娃又非常向往西欧,两人各有所求,一拍即合。
很快,他们宣布结为夫妇,帕尔梅会议结束返回瑞典后,又和雷尼诺娃情书不断,两人终于在1949年圣诞节前夕,在布拉格举行婚礼,婚礼结束后,帕尔梅便带着雷尼诺娃离开那里,回到了瑞典。
回国后,帕尔梅将“妻子”雷尼诺娃带回斯德哥尔摩,但没有带她回家,也没有像丈夫一样和她在一起生活,而是将雷尼诺娃安置在另一住所,两年后,两人正式办理离婚手续。此事,帕尔梅一直守口如瓶,20年后才予透露。
雷尼诺娃后来再婚,至今仍住在斯德哥尔摩。
1950年春天,帕尔梅当选为瑞典全国学生联合会国际部副主席。1951年,他获得法律学士学位,次年,当选为全国学生会主席。
1951年,在克里姆普菲耶尔举行的瑞典学生滑雪运动会上,帕尔梅结识了丽丝贝特·贝克·弗里斯,因为两人之间拥有太多的共同点,彼此都被对方深深地吸引。
1956年春天,帕尔梅和丽丝贝特巧妙地躲开新闻界的注意,悄悄跑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在一座瑞典教堂里登记结婚。婚礼结束后,他们立即去罗马,在意大利度完了蜜月。
1953年夏天,帕尔梅前往印度、缅甸、锡兰(斯里兰卡)、印尼和泰国考察,并于同年正式加入社会民主党。这年秋天,他在总参谋部任文职人员,不久,有人向正在寻找秘书的埃兰德首相推荐了他。
1954年,帕尔梅正式担任首相秘书一职,从而开始了他的漫长政治生涯。尽管帕尔梅与埃兰德从出身到性格都各不相同,但他富有朝气和解决难题的能力,很受埃兰德的赏识,因而,成为埃兰德在任首相期间不可缺少的助手。
在正式担任首相助手期间,帕尔梅除了协助埃兰德处理大量的日常事务外,还担任了埃兰德首相与政府各部、社民党、议会、舆论和宣传媒介以及其他人士之间的联络员。
1955年,他当选为社民党青年团中央执委,负责青年团的学习。同时,他还成为瑞典工人教育协会的理事。该协会是社民党和总工会于1921年联合创办的学习协会,其主要任务是普及科学文化知识。
1956年,深受埃兰德赏识的帕尔梅被晋升为首相办公室首席秘书。此后,他再也不搞文秘工作,而是主管社会民主党的对外宣传刊物:《政治与进步》。
1958年,瑞典举行大选,在埃兰德的举荐下,帕尔梅作为斯摩兰的议员候选人,当选为国会上院议员,成为当时议会里最年轻的议员,从此开始了职业政治家的生涯。
这是埃兰德首相为他设计的重要一步,也是帕尔梅政治生涯中的重要里程碑。同年,埃兰德扩大首相府工作班子, 又吸收了一批政坛新秀, 英瓦尔·卡尔松,即后来接替帕尔梅任首相的那位副首相,便是其中之一。
1963年,帕尔梅被任命为咨询内阁成员,这仅仅是职务上的提升,而帕尔梅担当的工作并无大的变化,仍然是协助埃兰德主管意识形态、宣传和青年工作。很显然,帕尔梅此时已谙熟社民党的真谛,是一个成熟的社民党人了。
1964年,在社民党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帕尔梅当选为中央候补执委,进入党的最高领导机构。
1965年,帕尔梅被任命为交通大臣。此时,埃兰德早已年逾花甲,开始考虑退休养老的问题。他有意让位给帕尔梅,任命其为交通大臣,就是加快这一接班步骤。
帕尔梅接任交通大臣不久,便实施瑞典交通规则的改革,这年暑假结束后,帕尔梅又出任教会与教育大臣,兼管电台与电视台。
1968年大选,社民党大获全胜,有史以来第二次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和超过二分之一的议会席位,埃兰德选举前便公开宣布,将退隐山林。
1969年秋,帕尔梅正式从埃兰德手中接过首相大印,开始主持瑞典内政外交的大政方针,为求稳定,效仿恩师埃兰德以前的做法,组阁时,原封不动地保留埃兰德的全班人马,只是增添英瓦尔·卡尔松,填补他升迁后留下的教会与教育大臣的空缺,其余大臣一概留任。
当时,年仅42岁的帕尔梅被称为欧洲最年轻的首相,也是瑞典历史上执政时期较长的一位首相,直到他遇刺身亡,他已经在首相的位子上坐了11年之久。
帕尔梅担任首相后,公务更加繁忙,在担任首相十余年时间里,他的生活作风几乎一切照旧,并没有什么变化。
瑞典民族比较内向,寡语,言行拘谨,是标准的“杨特法则”者。所谓“杨特法则”,是作家桑德摩斯把生活在一个名为杨特的小镇居民的生活准则归纳而成的“法则”,一共有十条,是北欧人的行为规范:
1、千万不要自以为是,觉得你很了不起。
2、千万不要认为你比别人强。
3、千万不要认为你比别人高明。
4、千万不要以为你比别人健壮。
5、千万不要以为你比别人伟大。
6、千万不要以为你比别人见多识广。
7、千万不要对别人指手画脚。
8、千万不要嘲笑他人。
9、不要以为别人会把你放在眼里。
10、不要好为人师。
在帕尔梅就任首相之前,瑞典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人,还有意无意地露出鄙视的神情,有些在第三世界做生意的商人摆出高人一等的样子。但是,他们对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等又有些自卑感。
这正是“杨特法则”对他们造成的影响。但在帕尔梅上任后,他雷厉风行的作风,面对美国政府的不卑不亢甚至是偶尔的强硬,无不影响着底下的瑞典民众。
在帕尔梅担任首相期间,他所参与的所有国际活动就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把瑞典塑造成世界中小国家利益的代言人,和平缔造者的形象,是慷慨的善人,不畏强暴,仗义执言,专为第三世界被压迫、被剥削民族鸣不平。
他是西方第一个公开谴责南非种族歧视、支持南部非洲民族解放斗争的国家领导人。
帕尔梅从来不是一个唯唯诺诺、毫无创见的人。1965年7月,在整个西方世界对美国的侵越战争或漠然视之或敢怒而不敢言的时候,他首先站出来谴责这场在“崇高目标和原则”掩盖下的侵略战争。
1968年2月,他作为教育大臣与越南驻苏联大使一起上街游行反对越南战争。同年3月,美国宣布召回驻瑞大使,国内反对党也纷纷要求帕尔梅下台,但他没有屈服。同年夏天,他在群众集会上又强烈抨击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他的这些活动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正是因为他的种种举动,无形中改变着整个瑞典民族。人们发现,瑞典人的性格上似乎和以往不同了,他们变得更有自信,少部分人甚至变得有些自负起来。
1974年6月,帕尔梅提出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主张,他的这一主张受到苏联塔斯社的猛烈攻击,在国内,帕尔梅继续推进社会民主化的进程。
1964年,他通过修改宪法,帕尔梅把国王的权力缩小到最低限度,同时,他通过立法降低了低收入者和双职工家庭的所得税,限制资方解雇职工和企业管理上独断专行的权力等等。
1976年,社民党大选失利,帕尔梅下野,他利用其社会党国际副主席的身份积极参加勃兰特委员会工作。
1980年,他组织了“裁军与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又称帕尔梅委员会),并受联合国秘书委托积极调解两伊战争,使他的国际影响和声望大大超过了所有其他北欧国家领导人。
1982年9月,帕尔梅“在重建经济,保卫社会福利”的口号下赢得了大选,开始他的第二次执政。
这一次,帕尔梅一上台,就宣布将瑞典克朗贬值16%,并决定控制工资增长。
他要求全国人民为经济重建共同做出牺牲。同时,政府还增加了对科研、交通、建筑和环保部门的投资。
在国际经济回升的推动下,瑞典“第三条道路”经济政策取得较大成功,工业生产1983年和1984年增长6%至7%,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
众所周知,瑞典是个福利国家,一个瑞典公民,政府会从你出生起就负担起你的成长,直到你双脚踏进坟墓。一个瑞典籍的孩子,从出生到16岁,每年可以获得3000克朗的补贴。
从16岁开始,可以连续4年领取助学金。进入社会后,还有各种各样的福利补贴。在瑞典执政了几十年的社民党一直称自己为社会主义。
1984年,在帕尔梅的决策下,瑞典在继续福利政策的基础上开始实行新的政策:紧缩私人消费,刺激工业投资,发展生产,减少失业,在短时期内促进投资,解决就业难题以及通货膨胀。
这些政策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改革资本私人所有制结构,突出社会所有制,令经济管理民主化。这些政策的出台,很快就将瑞典变成了世界公认的“福利国家”。而这种社会主义也被称为“瑞典模式”,成为诸多社会主义模式中的一朵奇葩。
在帕尔梅的管理下,瑞典成为不少北欧国家的榜样,“瑞典模式”也成为继“苏联模式”之后又一个成功范例。
1986年的冬天似乎和往年有些不同,对于瑞典人来说这一年的冬天,气温下降的实在太过突然。位于梅拉伦湖与波罗的海交汇处的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在一夜之间气温骤然下降,整个2月气温都在零下15℃左右。
冬天的斯德哥尔摩昼长极短,早晨七点天还没有亮起,下午5点,则早已经是灯火阑珊。骤降的气温虽然还没令这个城市达到滴水成冰的程度,但整个2月,天空一直是阴沉沉的,几乎没有几天能看到太阳。室外寒风刺骨,大多数居住在斯德哥尔摩的市民在工作之余,都极少出门。
2月28日,星期五,一个令人压抑的、寒冷而沉闷的日子,一如这个月的大多数时间。斯德哥尔摩郊外依然是千里冰封,冰雪将漫山遍野染得银装素裹,虽然风寒刺骨,瑞典人在休息时多数不愿出门,但仍是有不少国外的旅游者来到这个冰雪之国滑雪溜冰。
斯德哥尔摩是欧洲最美丽的首都之一——繁华的市容、整齐的街道、宽敞的马路、琳琅满目的商店橱窗无一不可与伦敦、巴黎等欧洲著名城市相媲美。
它那古老凝重的王宫,威严、雄伟的议会大厦和建于中世纪的尼古拉教堂向人们炫耀着它的辉煌历史,述说着瑞典民族的智慧;而喜来登大厦、塞格尔广场、球形体育馆等明朗壮观的现代化建筑楼群,又显示出它朝气蓬勃,风华正茂。
至于斯德哥尔摩优美的环境、清新的空气、宽松的氛围,则是伦敦、巴黎以及一般西方城市所望尘莫及的,可算是世外桃源了。
这里强奸、抢劫、凶杀、吸毒、卖淫等犯罪行为不能说绝对没有,但屈指可数。人们深更半夜在大街上行走,从不为自身安全提心吊胆。
正是这种长久的伊甸园般的生活,使大多瑞典领导人都养成了轻车简从、不带警卫的习惯,帕尔梅亦不例外。
瑞典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星期五是周末最后一个工作日。帕尔梅的生活很有规律,同往常一样,清晨,他来到瑞典皇家网球馆,兴致勃勃地同他20多年的球场老伙伴、瑞典投资银行行长哈里·舍因打了一场网球。
因为临时有急事,舍因便与帕尔梅约好下次打网球的时间,然后先行离开了,帕尔梅与两位保安人员洗了桑拿浴后,也离开了网球馆。
早上8点55分,帕尔梅像往常一样走进首相办公室,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瑞典政府部门的办公时间一般为上午9点至下午5点,而帕尔梅几乎每天都是早到晚走,有时还要挑灯夜战。特别是周末,往往是他最繁忙的时候,不是出访或参加什么集会,就是做报告、发表演说,还有一些必须出席的应酬活动。
帕尔梅进了首相办公室,和往常一样,他先看了看办公桌上的日程记事簿,发现下个星期一之前,并没有重要的外事活动,于是,便让两名贴身警卫人员和助手们回家度周末去了。
打发走警卫和助手后,帕尔梅开始批阅文件。其中一份文件是即将与阿根廷、墨西哥、印度、希腊和坦桑尼亚联合发表的六国声明。
这项声明呼吁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在举行下次首脑会谈之前,暂时停止进行地下核试验,声明说:“你们对我们的共同生存是负有重大责任的。”
由于星期一要去哥本哈根参加北欧理事会,在批阅完所有文件后,帕尔梅开始准备自己在理事会上的发言稿。随后,便给保守党主席阿道尔松写封信,此前,两人关于计算机保密的问题做过一番讨论,这封信就是他针对这个问题所提出的一些想法和建议。
接着,他又写了一封回信,是给耐尔舍地区一个男孩的,因为,这个男孩在上周四写信问他最崇拜的冰球球星是谁,而来信必回一直都是帕尔梅的原则之一。
下午,帕尔梅接受了工会报纸《国营雇员报》的主编英瓦尔·伊格曼的采访,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话题是和平与裁军。帕尔梅显得非常轻松,兴致很高,在谈到世界形势时,他满怀信心地说:“1986年是实现和平大有可能的一年。”
伊格曼和舍因一样,也是帕尔梅的老朋友,写过几本关于帕尔梅的书。帕尔梅曾经同意他当“随军记者”,采访他的竞选活动。
伊格曼与帕尔梅朝夕相处,长达一年,了解他的酸甜苦辣,他的长处与短处,他的欢乐与沮丧,甚至听到帕尔梅与家人、亲戚、朋友、同事电话里的谈话。所以,在交谈的时候,帕尔梅并不会刻意向伊格曼隐瞒什么,他说:“政治家不该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采访结束后,伊格曼要为这次访谈拍下一张帕尔梅的照片。他请帕尔梅坐到窗前,这样就能将首相办公室外的风景也留在镜头里。
但是,负责拍照的摄影师约翰·瓦尔贝伊却不同意在这个位置拍照,他担心这样做可能会对帕尔梅的安全产生威胁。
帕尔梅朝窗外望了望,满不在乎地说:“老天才知道窗外有什么危险。”于是,他离开窗前,坐在沙发上让瓦尔贝伊拍下了一张照片。
晚上6点,帕尔梅结束一天的工作,离开办公室,独自一人步行回家。帕尔梅首相这天的工作内容瑞典报刊后来广泛报道,大家都很熟悉。
据说,这天伊拉克驻瑞典大使也拜会了帕尔梅首相,对瑞典向伊朗出售先进的地对地导弹表示不满。几年以后,透露出来的消息还说帕尔梅首相这天还会见了伊朗驻瑞典大使。
此时,天空已经一片黑暗,街上的路灯早已经亮起,海风把他一向整齐的头发吹得有些凌乱,但此刻的帕尔梅步伐轻快,丝毫没有因为今天处理了一大堆繁重的工作而显得劳累。
空气虽然还是湿冷,但很新鲜,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心情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这是一个难得空闲的周末,终于有时间和家人一起过个平常人的周末生活了。
帕尔梅的家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老城。斯德哥尔摩被称为“北方的威尼斯”,由十二个岛屿和一小块内陆组成,岛与岛、岛与内陆之间由四十二座桥梁连接起来,老城就坐落在梅拉伦湖东侧的“圆木岛”上。
1252 年时,这里还是一个无名荒岛。当时的商业、文化中心还在塞格图纳城,不过后来塞格图纳不幸遭强人洗劫,变成了一片废墟。有位名叫贝尔格尔的“贾尔”(即伯爵),发誓要重建一座新城。他和其他几位商人将所剩的金银财宝放入一截挖空的圆木里,然后将圆木推进梅拉伦湖,圆木漂到哪里,他们便在那里修建一座新城。
圆木经数日漂泊,终于在一个孤岛旁停了下来,贝尔格尔和其他商人便给这个岛起名为“斯德哥尔摩”(即“圆木岛”),并在此建立新的城市,这就是现今世人所看到的斯德哥尔摩老城。
这座老城距今虽然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但仍完好无损,保留着中世纪建筑群的古老风范,如王宫、议会大厦、尼古拉大教堂等;加上述宫式的狭窄街道、古色古香的店铺招牌,以及店里陈列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工艺品,常使国内外游人流连忘返。
老城有条不宽的街道,叫西长街,是富人居住区。沿街的大楼多为砖石结构,墙很厚,正面又高又大,非常气派,住在这里的人大都身份不凡。
帕尔梅就住在这条街的31号,这座宅第原是老社会民主党人、前大臣古纳·米尔达尔夫妇的家,米尔达尔夫人爱尔娃出于对帕尔梅的关心,照顾他上下班方便,执意要将这所大宅子让给首相,这是一所豪华的房子,离首相办公室不远,步行十几分钟就能到达。
原本,帕尔梅打算趁着悠闲的周末带妻子和三个孩子去费罗群岛度假,他们在那租了一座海景别墅,但由于气候不佳,这个决定在最后被放弃了。
晚上8点半,吃过晚饭后,帕尔梅决定同夫人丽丝贝特一起去看电影。当时,格兰德电影院正在上映 《莫扎特兄弟》,瑞典各界对该片评价很高。
帕尔梅非常喜欢看电影、话剧,只要可能,他就会抽出时间去观赏。但是,因为首相的工作实在太忙,这样的机会实在不多,最近一次进电影院已经是半年以前的事情了。
丽丝贝特希望帕尔梅趁着这个难得空闲的周末和孩子们好好聚聚,于是,他俩给儿子莫尔顿打电话,请他和他的女友一起去电影院。8点45分,帕尔梅夫妇走出了家门,向格兰德电影院走去。
此时的街上,已经变得很安静,白天的喧嚣早已伴随着夜幕降临而消失地无影无踪。因为气温的缘故,街上行人不多,只有一群年轻人,背着日本产的、最新型号“索尼”立体声收录两用机,边走边唱、边打边闹地走过。
帕尔梅夫妇手挽着手,走过老城那一条条由石头铺成的马路,尽管路面上已结了层薄冰,走起来“咯吱咯吱”作响,但他们还是丝毫没有要坐车的意思,两名贴身警卫早在白天就被他“撵”回家放假去了,此时,两人的身后并没有任何警卫人员伴随。
帕尔梅对于严密的警卫制度一直很反感,除了正式出访或重要的外事活动外,他很少让警卫人员紧随其后,而且,特别不喜欢那些秘密警察和保安人员在他四周设防。
他曾经多次不顾秘密警察局的抗议,经常“撵”走身边的秘密警察,他说:“只有当身边没有一个警卫人员时,才感到最自由自在。”
当然,帕尔梅的无所畏惧,并不是盲目自负的,因为近200年来,瑞典几乎都没有发生过什么暴力事件,更别提刺杀政府要员这种惊天的案件了。他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充满了信心,认为在这里,哪怕有人公然提着满满一箱的现金,也绝对不会遭到打劫。

瑞典首相帕尔梅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更何况,他自己又是斯德哥尔摩土生土长的市民,熟悉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幢大楼,这里的一切都是他从小看在眼里的,他只会为瑞典的和平和繁荣感到自豪,又怎么会对这个国家和人民感到不安和恐惧。
帕尔梅夫妇离开西长街后,踏着老城纵横交错的鹅卵石小路穿过了与西长街相平行的两条街,向老城地铁站方向走去。
他们沿着台阶拾级而下,通过地下人行通道,来到了灯火通明的地铁入口处。丽丝贝特出示自己的地铁月票,而帕尔梅则是像普通乘客一样买了一张6克朗的车票。
站口检票员是个来自俄罗斯的移民,叫谢尔盖·萨德鲁兹尼,42岁,他认出了首相,有礼貌地祝首相旅途愉快。
谢尔盖对帕尔梅搭乘地铁外出,丝毫不感到惊奇,这已不是他第一次为首相乘车检票了。谢尔盖·萨德鲁兹尼后来回忆说,他没有看见首相身后有人跟踪,也没有发现有任何异常情况。
帕尔梅夫妇在罗德曼斯街站下车,走出地铁站来到了斯维亚大街上,等他们来到电影院门口的时候,儿子莫尔顿及其女友早已在那里等候了。他们相互拥抱问候,然后,帕尔梅便去售票窗口买电影票。
据当时电影院的售票员后来回忆说:“是的,帕尔梅首相来买票时我认出了他。他像所有人一样排队购票,但轮到他时,票卖完了。
他是首相,总不能让他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说也凑巧,我手里还有四张票,是别人预定的,但未来取,我就把这四张给了他,但四张票的座位不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一对年轻人便不能和首相夫妇坐在一起了。”
那一天,瑞典职员工会主席比扬·罗森格伦和夫人也正好前来观看《莫扎特兄弟》这部电影。
据罗森格伦后来回忆说:“我当时和夫人刚刚坐下,就发现前排一位半躺半坐的中年男子背影很眼熟,于是便探头看了过去,发现原来是帕尔梅首相和他的夫人。
于是,我和夫人立刻起身向他们问好,并向首相汇报了最近工作中的一些情况。首相听得很认真,并不时问我一些问题,不过丽丝贝特夫人似乎有些耐烦,她认为现在并不是工作时间,还问我们说:‘你们是来看电影还是来谈工作的?’首相哈哈一笑,我们这才结束了谈话。”
11点15分,电影放映结束,人们起身离开座位,开始向电影院的出口走去。此时,在电影院外的斯维亚大街上,一个穿着深色大衣的男子,站在一家光线较暗的商店橱窗前。
男子身材中等,脸面向橱窗,大衣的衣领向上翻起,将两侧的两颊遮住;头上戴着一顶帽子,帽子拉得很低,帽檐正好遮住眉毛部分,令人看不清他的长相。
在电影结束后的两三分钟内,这个打扮古怪似乎不愿意让人认出来的男子,突然转过身,两眼死死盯住马路对面的电影院门口。当散场的观众陆续从电影院里走出了的时候,他似乎发现了什么,插在大衣口袋里的右手稍稍动了一下,似乎正握着什么东西。
帕尔梅夫妇出了电影院,在影院门口的便道上和莫尔顿说了一会话,随后丽丝贝特与莫尔顿的女友相互拥抱,帕尔梅也拥抱了一下儿子,这对年轻情侣便先行离开了。
而帕尔梅和妻子则沿着斯维亚大街左侧的人行道,由北往南朝地铁站方向走去。
这时候,马路对面的这个男子很小心地往左右看了看,似乎是在观察有没有人留意到他。随后,他若无其事地走过马路,盯着莫尔顿和他的女友。
当看到这对年轻男女在一个拐弯处转进了另一条街道后,他微微松了口气,然后向着不远处的帕尔梅夫妇尾随了上去。在跟踪帕尔梅夫妇的时候,三人之间的距离始终维持在一百米,显然,这个男子早已观察好了这一带的地形,是有备而来的。
当他看到帕尔梅夫妇接近吐纳尔街的时候,突然加快步伐,大步赶了上去。此时,街上的行人,寥寥无几,就算加上电影院刚刚散场的观众也不过五六个人。
帕尔梅夫妇似乎还沉浸在《莫扎特兄弟》的电影情节中,并没有觉察到身后的动静。在距离格兰德电影院约二百米处,那男子突然加快脚步,走到与帕尔梅夫妇几乎肩并肩的位置,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敏捷地往前跳了一步,并迅速转过身来,就在与帕尔梅夫妇打了个照面的同时,男子手中的一枝史密斯及韦信密南型35.7毫米的左轮手突然吐出火舌。
男子对着帕尔梅夫妇连续开了两枪,见两颗子弹都击中了帕尔梅,立刻扭头飞快地向前跑去,眨眼间就拐进了吐纳尔街。此时已近午夜,时针指向11点30分。
吐纳尔街是一条步行街,车辆无法驶入,男子沿街没跑多远就到了街的尽头,爬上那高高的石阶后,很快就躲进了与斯维亚大街并行的另一条大街,消失在夜幕中。
从男子突然开枪到迅速逃离,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几秒钟之内。
当时,丽丝贝特听到第一声枪响,还以为是哪个年轻人在放鞭炮,正想回头问落在她身后半步的丈夫时,凶手就开了第二枪,子弹打穿了她的大衣,擦伤了她背部的皮肤。
由于事发突然,丽丝贝特当时完全被惊呆了,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受了伤。几秒钟后,她突然发现丈夫帕尔梅倒在地上,身边血流如注,将地面上的薄冰都染成了一摊血水,顿时大声呼救,并扑在帕尔梅的身上。
凶手的第一枪击中了帕尔梅的肩胛骨,打碎了脊椎骨,穿透了主动脉和气管。17岁的护士安娜·哈格此刻正驾车经过此路口,目睹了眼前发生的一切,她迅速跳下车,对帕尔梅进行紧急救护。帕尔梅的脉搏很弱.已经感觉不到了,安娜立即对帕尔梅进行心脏按压。
此时,22岁的男青年斯特凡乘出租汽车经过现场,当他发现路边人行道上躺着一个人,便马上跳下汽车,奔向躺在地上的伤者。
在安娜为帕尔梅进行心脏按压的时候,斯特凡毫不犹豫地开始为帕尔梅做人工呼吸。但他做了几次后便放弃了,因为鲜血不断地从帕尔梅的口中涌出,无法进行人工呼吸。
这时,还有一辆出租汽车正缓慢地行驶在斯维亚大街上,司机刚刚送完乘客,准备把车停在路边,计算一下一天的进账,因而发生在午夜前的这一幕惨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位名叫达尔斯博恩的出租汽车司机事后回忆说:“我听到两声枪响,便探出头去,正好看见一个男人站在帕尔梅首相的旁边,紧跟着首相就突然倒在了地上,然后看见凶手的枪和枪膛里冒出的烟。我清清楚楚地看见凶手站在那儿,右手握枪,看上去像美国西部电影里常常见到的那种左轮手枪——太可怕了。”
达尔斯博恩当时虽然没有马上认出被害人是首相帕尔梅,但他立刻通过车内的报话器,向出租汽车公司急呼:
“有人遭到枪杀,快给警察局打电话,快叫辆救护车。一个男人躺在街上,已不能动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