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到底有何“可怕”之处？历史上“三武一宗”为何要大肆灭佛？

在中国佛教史上，曾发生过四次声势浩大的毁佛运动，史称“三武一宗灭佛事件”，也就是佛教徒口中所谓的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四次“法难”。

佛教虽然是外来宗教，但是自传入中国以来，得到了很多人的崇信，甚至很多古代皇帝都是虔诚的佛教徒。

按理来说，佛教倡导众生平等、引人向善，让受苦受难的人民找到了精神寄托，本该得到宣扬才对，可是，“三武一宗”却对佛教进行了大肆地打压和针对。

那么，佛教到底有何“可怕”之处，竟然遭到“三武一宗”毁灭性的打击？本文一起来了解历史上四位皇帝灭佛事件背后的因素。

公元423年11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tāo）继位。

由于北魏政权是由占少数的鲜卑人建立起来的，为了更好的统治大多数的中原汉人，太武帝欲借助佛教的力量来教化汉族百姓。

因此，太武帝继位之初，礼敬沙门，对佛教并不排斥，甚至颇有好感。在太武帝的支持下，佛教的势力和影响在北魏境内迅速扩大。

然而，佛教势力日益膨胀后，开始蔑视国法，与统治者分庭抗礼，甚至利用鬼神效应致使国家礼崩乐坏。

为实现统一北方的宏图大业，太武帝继位后连年征战，因此亟需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然而，在此期间，佛教徒与日俱增，大量在编人口流入寺院，使得国家可控制的户籍人口大大减少，可参加国家徭役的人员急速下滑。

此外，由于僧尼无需向国家纳税，也不直接从事生产劳动，期间还大量修建寺院佛塔，致使国家财力枯竭。

因此，鉴于经济、利益的矛盾，公元438年，太武帝第一次限制佛教，他下诏“罢沙门五十以下”，即要求未满50岁的和尚一律还俗，并服从国家徭役，老老实实当个纳税人。

佛、道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是太武帝决定灭佛的因素之一。

其实，一开始太武帝和佛教相处的还算融洽，但后来，在道士寇谦之、以及重臣崔浩的煽动下，太武帝产生了严重的排佛情绪，成了十足的道教徒，甚至还在公元440年，将国号改为“太平真君”。

由于崔浩信奉道教，一心想要灭除佛教，于是经常给太武帝吹耳旁风，各种诋毁佛教，甚至鼓动太武帝灭除佛教。

公元444年，太武帝在崔浩的建议下，第二次严厉打击佛教，并下诏书，将佛教列为妖邪、巫术一类，严令禁止王公及百姓私养沙门，违者直接满门抄斩，不过，此次限佛并未大开杀戒。

公元446年，卢水胡人盖吴在杏城聚众叛乱，太武帝亲率大军前去讨伐，攻入长安后，在一寺院内发现藏有兵器，后又在清查寺院财产时，发现酿酒器具、富人寄存的财物，以及藏匿妇女的“淫室”。

此事之后，太武帝认定长安沙门与盖吴起义必有所瓜葛，再加之，寺庙内发现的酒器及妇女，与佛教律仪相驳，因而太武帝愈加反感厌恶佛教。

见此情景，崔浩再次向太武帝提出灭佛的建议，为巩固统治，维护国家统一，太武帝终于下定决心，开展全面毁佛运动。

此次灭佛，破坏力极大，太武帝不仅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坑杀所有僧人，毁坏一切佛像，而且，对于信仰佛教，制造佛像的人也进行了大肆屠杀，可谓是历史上四次灭佛事件中最残酷血腥的一次。

北魏太武帝虽然开启了灭佛的先河，使北方佛教遭受了沉重打击，但是，后代君主文成帝崇信佛教，继位后又竭力恢复佛教，致使北朝佛教很快便又兴盛起来。

公元560年，北周武帝宇文邕（yōng）继位。此时，距北魏太武帝灭佛已经过去一百多年，而佛教则又死灰复燃，在中国大地上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据史料记载，周武帝即位之初，整个北方佛寺遍布，多达4万余所，而且寺寺都极为豪华奢丽，北方僧尼人数更是超过了300万，数量极其庞大。

但是，一开始周武帝对佛教同样持开明态度，至少没有想要灭佛的念头。只是后来，在道士张宾的唆使和煽动下，周武帝开始对佛教产生了偏见和忌惮。

由于之前的统治者大力倡导佛教，给僧侣提供了种种特权，他们不用从事生产活动，不用给国家缴纳赋税徭役。尤其是在佛教兴盛时期，寺庙经济繁荣，和尚生活可谓奢靡，前途简直不可限量。

因此很多人为了逃避社会责任，不惜倾家荡产也要进入寺庙当和尚，甚至一些不法之徒也混入其中，使得佛门乱象丛生。

佛教蓬勃发展，积累了大量财富，侵占了国家田产，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这些都是人民的血汗。

而且，佛教强盛起来后，一些出家人胡作非为藐视王法，甚至公然与中央分庭抗礼，这绝对是统治者无法接受的。

而周武帝继位之后，一心想要富国强兵，而佛教的兴盛，直接导致国家经济流失，兵源大量减少，显然威胁到了国家的统治，严重阻碍了周武帝富国强兵的政治发展。

因此，在周武帝掌握实权后不久，就多次召集群臣、沙门、道士等开辩论会，想要给儒、道、佛三家排个先后顺序。当然，这么做的目的，其实只是为了给自己将来灭佛制造舆论。

公元573年，经过数次辩论后，周武帝得出最后的裁定，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

公元574年以及公元577年，周武帝两次下令灭佛，并连同道教一同打击，勒令佛、道两教出家人通通还俗，并将寺院田产、财物收归国有，致使北方佛教遭受空前打击，一时绝迹。

在四次灭佛事件中，周武帝灭佛的方法相对温和，他基本没有坑杀僧尼、没有捣毁寺庙塔林，只是强迫出家人还俗，没收寺庵道观和寺庙财物等。

然而，周武帝灭佛却是成效最大的，通过灭佛，周武帝不仅获得了大量的寺院财富，充盈了国库，同时还收编了将近300万人口，约占当时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大大增强了国家的兵源和税源。

公元841年，唐朝第16位君主唐武宗李炎登基称帝。

唐武宗继位以后，中国佛教达到鼎盛阶段，一时之间，佛教宗派林立，寺院遍地，财源滚进。

据统计，唐武宗初期，全国僧尼人数多达26万，寺院近5万座，壮大的僧侣队伍甚至已经形成一股政治势力，在无形之中阻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安史之乱后，唐朝开始由盛转衰，财政更是捉襟见肘。然而，由于叛乱频发、战乱不断，朝廷又必须采取措施平定叛乱，于是就开始对百姓横征暴敛、巧取豪夺。

在如此恶劣的社会环境下，一些对现实不满、看不到希望的人民，就将目光放到了主张修来世的佛教上。最重要的是，当个出家人，不需要服兵役、劳役，也不用给国家交纳赋税，因此，一大波人纷纷躲入寺庙成为僧人。

由于人口大量涌入寺庙，导致佛教寺院急剧膨胀，坐拥大量地产，而中央却因此背上了沉重的负担，流失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不仅如此，佛教势力膨胀后，不但没有给国家带来任何益处，反而发展为社会的潜在祸患。

比如，唐朝的很多贵族豪强十分支持佛教事业的发展，他们时常以向佛教捐地捐款为名，暗地转移自身财产，一来逃避税收，二来使寺院的田产土地，急剧增长。

但贵族豪强给佛教捐地实则是一种投资，他们既可以收取田租，兼并土地，而且还发展了不少高利贷事业。至于佛教，他们则利用人们虔诚信佛的心理，不断争夺社会资源和财富，扩大自身势力。

据史料记载，当时，长安清禅寺有一位僧人，经过四十多年的苦心经营，直接发展为京城首富。足以看出，唐朝时期，寺院僧人简直就是时代暴发户，选择当和尚就是给自己选择了一条康庄大道。

然而，随着寺院经济迅速膨胀，一些出家人不仅好吃懒做、违背戒律，甚至还结交权贵、干预政治，妨碍国家的稳定发展。

而国家呢，供养一个僧人就需要五个百姓的支出，负担相当沉重，唐武宗因此意识到僧人就是国家的累赘，社会的仓鼠。于是，唐武宗决定拿佛教开刀，展开全方面的灭佛运动。

公元842年，唐武宗首先展开温和的限佛运动，他下令要求凡有特长技艺，或者犯罪前科的僧人一律还俗，如有反抗者，则没收全部财产。

随后，唐武宗又在经济上限制佛教，他首先停止了朝廷对佛教的供养，然后下令禁止社会各界给佛教进行捐款捐地。

公元845年，灭佛运动达到高潮。唐武宗勒令，50岁以下僧尼全部还俗，50岁以上，如若手续不全，也必须还俗。同时，还拆毁了4万余所寺庙，没收了数千万顷田，给佛教势力带来了空前惨重的打击。

然而，仅仅一年之后，唐武宗就去世了，唐宣宗李忱继位后，立马就下令重兴佛教。

公元954年，后周世宗柴荣继位。

唐武宗时期，佛教虽然遭受惨重打击，但是发展到周世宗时期，佛教又开始兴盛起来，很多青壮年更是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剃度出家，大量的劳动人口和土地再次流入寺院。

另外，很多佛教徒生活奢侈糜烂，浪费了大量国家财富，而这明显与周世宗富国强兵的战略目标相悖。因此，周世宗十分厌恶佛教，继位后不久，就开始对佛教进行全面整顿。

公元955年，周世宗正式下诏灭佛。

首先，周世宗禁止奴婢、罪犯等出家，其他人如若准备出家，必须征得全家人同意，而且出家后必须背诵经文。

其次，周世宗废除一切未经朝廷特许的寺院，禁止佛教再兴建寺院，并且将寺院的铜佛像收归官府，用以铸造钱币，以此来解决国家财政危机。

此外，周世宗允许还俗的僧尼，如若想要出仕为官、从军报国，都可以申请应试。

周世宗灭佛，共废除寺院三万余所，还俗僧尼多达六万多人。虽然说周世宗灭佛的手段比较理性，但佛教也因此元气大伤，走上了衰败之路。

由于周世宗灭佛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发展社会经济，因此，他没有大量屠杀僧尼、焚毁佛经，与“三武灭佛”比起来，要显得宽容和仁慈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