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个人曾做过毛主席31年秘书还救过毛主席的命、1959年支持彭老总、1966年回护少奇同志，你认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相信绝大多数都会认为他比较正直对吧，然而后来他却参与相关集团，1981年被判刑18年。熟悉近代史的，看到这么多条件应该就能猜出此人是陈夫子。
既然成为了反面人物，他应该就会受到大家的唾弃对吧？但后来的中央领导人大多对他的评价都不算低，且他去世后还化名在八宝山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这些经历，看起来很不可思议。
其实陈夫子特别特别复杂，这些复杂来源于多方面。本文不去诉及那些敏感且盖棺定论的东西，主要就讲讲他几个不同于大家印象的方面。
陈夫子是在1927年4月下旬入党的，这个时间节点很关键，因为同月中旬，反动派在多地都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能顶着白色恐怖入党，他这时候的勇气和理想还是值得称赞。
30年代他在天津搞地下工作时，曾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两年半的时间里，无论对方怎么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他都没有屈服，出狱后依然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1936年陈夫子申请到延安工作，成为陕北公学的一名教员，但是他的闽南口音很重，学生们根本听不懂，所以他只好说一句写一句，一堂课下来老师和学生都累得够呛。组织见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就把他调到宣传部门。
满腔才情无处发挥，陈夫子心中很是郁闷，直到1939年的一场座谈会，他遇到了“伯乐”。
那场座谈会毛主席也在场，觉得陈夫子所说的内容很有见地，便邀请他一起吃晚饭。吃饭间隙，两人对革命的形势进行了探讨，毛主席很欣赏陈夫子的看法，第二天，主席就点名陈夫子担任自己的秘书。
往后的31年里，陈夫子职务虽不断变动，但实质上都兼为主席的秘书，他救毛主席的那次，也是因为离毛主席很近。
1948年5月，国民党通过收买收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小灶司务长刘从文，获悉毛主席率中央机关进驻了城南庄，于是在18日派出飞机轰炸。
当飞机临近之际，毛主席正在睡觉，是隔壁的陈夫子冲进房里把他叫醒，两人忙手忙脚撤出，刚钻进防空洞，一枚炸弹就落在了毛主席的住处，这个救命之恩，主席记了很久。
可以说在大运动浪潮之前，陈夫子的表现都不算差。1959年的那场会议，第一阶段陈夫子、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等“秀才”，基本都赞成彭老总的《意见书》，并私下对“三面红旗”有所质疑。
但是到了第二阶段，他们都卷入到风波当中，陈夫子也就转而批了彭老总几次。这次陈夫子倒没怎么受到影响，包括毛主席在内的多位政治局常委都觉得“‘秀才‘是我们的人，不是他们的人，要保护。”所以陈夫子很快过了关。
1966年，陈夫子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并且仅在毛、林、周、陶之后，排在第五。值得一提的是，在少奇同志最初受到冲击时，陈夫子是进行过回护的。
毕竟少奇同志早在30年代就是陈夫子在北方局的领导，陈夫子还参与过修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但是，在少奇同志的处境越来越恶劣时，陈夫子又一次转变态度，附和批判了几句。
要说是文人吧，又没有坚韧到底的风骨，要说是政治家吧，每次一开始又要去违背“主流”，这就很难形容了。
我个人感觉，陈夫子主要还是在于缺乏担当和对抗的勇气。他无论面对群众还是领导，基本都双手抱拳来打招呼，且喜欢自称“小小老百姓”，这句话，被那四个人中的江某斥为“逃避责任”。
后来小组成立时，毛主席点名陈夫子来出任组长，可他有职务却无魄力，小组实际掌权者是第一副组长江某和顾问康生。
据小组内的多位成员回忆，那时陈夫子在江某面前毫无地位可言，有时开会两人意见相左，江某就把会议暂停，然后把陈夫子叫到一边像对小孩子一样训斥。
不仅江某，几个靠着运动上台的“后起之秀”对陈夫子也缺乏尊重，经常当众予以奚落。按道理来说陈夫子在其中职务最高，为什么会落得如此待遇呢？说到底还是他始终将自己定位为“秘书”，不敢独当一面，自我意识上都这样，别人怎么可能重视你呢？
不少认识陈夫子的人都说，他穿着土气，爱戴一顶老帽子，很多方面看起来都不像大领导。去基层调研时，他从不讲究吃喝，有鱼肉宴席就不上桌。
跟一线的劳动者总能聊到一块，还曾亲自拾粪。这些行为，跟那些一心争权夺利的人有很大区别。
曾在小组工作、1967年就遭到迫害的金敬迈对陈夫子的印象就很不错，说陈夫子比较真诚。平反冤假错案时，金敬迈不愿配合专案组揭发陈夫子，说他比江某等人要好。
1969年，陈夫子仍当选为政治局常委，排名还往前进了一位在第四。只是仅仅过了一年，他就被隔离审查，九一三后，他身上集了国民党特务、叛徒、托派等六顶帽子，被关进规格最高的监狱。
在转移至监狱前，他在一次人多时喊出一句：你们告诉毛主席，我在城南庄是做过好事的，我不是国民党特务。这句话，让毛主席忆起往事，要求监狱给予一些特殊照顾，陈夫子之后的生活条件得到好转，还有了一定的自由。
值得一提的是，邓公对陈夫子的印象也不差，1972年给毛主席写信时，邓公除了说自己的事以外还提及到了陈夫子：陈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
在这种大背景下，能帮忙说几句，最后的“一般”就不一般了。1981年，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陈夫子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从1970年被关押算起，他还有7年的刑期。
不过鉴于陈夫子曾为革命作出贡献，再结合毛主席后期对待陈夫子的态度，组织给予极大的宽容，准许其保外就医，并安排了一套三居室。
陈夫子出狱后，当时中央领导人耀邦同志有意安排陈伯达做一些研究工作，对这个安排，陈伯达非常乐意，后来经常会购买新出版的政治书籍、国外书刊了解国内外大事，以此来撰写文章。或许，做文人才是最适合他的路。
1989年陈夫子病逝，对于该怎么安排他的后事，组织很为难。他是担任过正国级领导的干部，但又被定过性，考虑再三，上级批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但要使用“陈健相”这个原名。
9月28日上午10点20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第一告别室进行，当天也有几十个人到场。八宝山是一个有些政治意义的地方，组织能批准在这里火化告别，或许也是一种态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