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何反对分田单干，家庭联产承包到底好不好，历史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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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经济形势一度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受自然气候条件和历史原因的影响，不少农村面临着粮食减产的困境。

面对着这一历史难题，当时有人建议重新分配给农民农田，实行分田单干的制度，以此来增加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然而，面对“分田单干，承包到户”的建议，毛主席曾一度予以驳斥，表示：“分田单干，只会让农民两极分化更加严重，让公有制的生产基础动摇。”

但众所周知的是，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共和国宣布进行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传遍了千家万户。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毛主席对分田单干一事采取坚决否定的态度？又是什么原因，让中国转向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历史证明，究竟哪一种制度才是最适合共和国发展的道路呢？

早在红军时期，青年时代的毛主席就鞭辟入里地指出：影响中国革命未来发展的根本问题，就是土地问题。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毛主席做出了这一精辟的论断？

早年的毛主席酷爱读史，正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在浩如烟海的史书典籍中，毛主席惊讶地发现：历朝历代，中国的王朝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因为土地问题而走向崩溃和衰败。

中国封建王朝因土地问题从兴盛走向衰败的具体表现为：在王朝末年，往往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大批无地农民由于无法维持生计，成为流民。在大灾之年，无地务农的农民没有口粮，为了活命往往会掀起声势浩大的起义，从而推翻过去的旧王朝，在混乱中寻找新秩序的确立，秦汉之变，元明之变盖莫如此。

曾有历史学家将中国王朝两百到三百年一更替的规律，统称为“历史周期律”，中国如何破除历史周期律，成为了当时毛主席要面临的难题。

中国的土地问题，即便是在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被推翻后，仍然未得到根本性上的解决。无论是袁世凯的北洋政府，还是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均是以共和之名，行封建之实。大量的农耕土地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占据，中国近九成的农民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

一方面，毛主席对中国农民的悲苦命运深感同情；另一方面，毛主席意识到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正有可能成为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重要进步力量。因此，在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后，毛主席就决定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农民的力量结合起来，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

毛主席倡导土地革命的具体表现，就是将地主霸占的土地分给农民，让农民在拥有土地，保证农业生产的同时，增加农民参军入伍，保卫革命果实的积极性，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口号“打土豪，分田地”。在军事策略上，就是我们后来经常提到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事实证明了毛主席土地革命路线的正确性，1949年4月，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蒋家王朝封建腐朽的反动统治彻底灰飞烟灭，一轮新的红日冉冉升起，从此照遍了华夏大地的每一处角落。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虽然解放区内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完成土地改革，让农民拥有了自己的田地，翻身做起了自己的主人。然而，共和国仍然面临着诸多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

首先，毛主席意识到：在江南等后解放的国统区，仍然没有完成土地改革。相比解放区的农民，长期处于国民党统治之下的江南地区大部分农民仍然还处于无地的赤贫状态。

因此，在1952年，毛主席下令共和国果断颁布关于土地改革的法律，要求在全国推行。不仅是解放区要实行土地改革，让每户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新解放的江南地区农民，也应该尽快从地主、富农那里分田，获得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

毛主席一手倡导的土地改革，不仅推动了解放战争后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和恢复，也为当时1950年-1953年抗美援朝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然而，毛主席在土地改革推行的过程中，发现了土地改革背后潜在的问题：土地改革的本质，是分掉地主的土地，将这些土地分配给农民，实际上是变地主的土地私有制转为农民的土地私有制。

也正是因为土地改革实际上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土地的私有制，因此农民仍然对土地有着买卖的权利。随着土地改革的持续进行，毛主席发现：部分分田单干的农民，在遇到灾荒或者家中突遭变故后，将原本国家分配给自己手中的土地再次卖了出去，让自己重新成为了无地的农民。

而这意味着：倘若未来仍然保留着土地的私有制度，中国的大地上仍然会出现土地兼并的情况，新地主的形成自然也就是时间问题。毛主席意识到了土地私有制其中潜在的风险，因此在1954年毛主席提出：土地改革，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度，仅仅是共和国土地制度的一个过渡阶段。

也正是在这一年，毛主席提议：将土地制度由农民所有的土地私有制，改为以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单元的农村集体所有制。1954年起的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手工业合作社所有制改革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所有制改革，并成为“三大改造”，是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迈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关键一步。

毛主席之所以要在1954年推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改革，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意识到了土地改革中土地私有制的潜在弊端，更因为毛主席认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将分散的农民拧成一股绳，正所谓“人多力量大”。尤其是在“面朝黄土背朝天”“靠天吃饭”的农业欠发达时期，集体农耕的抗风险能力要远高于个体。

中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制度于1957年确立后，中国正式迈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五计划中，农产品的产量上升，也进一步证明了当时毛主席倡导农业生产合作社制度对促进中国农业生产的积极作用。

在20世纪50年代末，毛主席决定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实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

在毛主席看来，“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将进一步发挥农业生产合作社整合资源的优势，同时也为日后农业生产的大规模机械化奠定基础。

然而，在人民公社推行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局部“敞开肚皮吃大锅饭”的问题，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与此同时，受到当时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影响，中国的农业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一度面临着诸多的考验和挑战。

值此之际，有人一度向毛主席提出建议：重新恢复到土地改革时期的分田单干，承包到户。如此一来，让农民重新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或许能够进一步刺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但这条建议很快遭到了毛主席反驳，毛主席曾毫不客气地批评，提出分田单干，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那么，毛主席在当时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会对分田单干，承包到户做出如此的评价呢？

首先，毛主席意识到：在当时的自然环境条件下，许多农民抱团取暖可能都在自然灾害的难关面前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更不用说分田单干，让农民独自承担风险。倘若这些农民无法抗风险，那么将土地转手卖出去是近乎必然的结局。如此一来，中国的大量土地将再次集中在少数财富力强的人手中。

其次，毛主席认为：农业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是中国工业原材料的来源。一旦农业的所有制基础发生动摇，那么工业的所有制也将很有可能因此发生转变。这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刚确立的我国来说，可能是较为不利的。

因此，毛主席生前曾一度对分田单干的做法表示排斥，并且多次强调分田并不是促使中国农业发展的明智之举。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后来的共和国实行起了家庭联产承保责任制度呢？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制定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与此同时，起源于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当时逐渐传遍千家万户。

当时就有不少人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心生疑惑：毛主席生前一度反对分田单干，那么共和国为何会在当时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呢？

首先，可以打消众人顾虑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真正意义上的分田单干，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农民对土地仅是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仍然归村集体所有。这意味着，中国农业的生产所有制并没有因此发生动摇，真正改变的是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

其次，当时中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当时历史环境和人民选择所得出的结果。尽管毛主席时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竭尽所能发挥了社会主义“一大二公”的优势，但是在当时全球化市场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昔日的旧制度显然可能有些不合时宜。

最后，虽然土地所有制关系到中国的根本所有制度。但在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进入了20年的时间，中国的各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渐趋稳固。即便是实行了土地制度上的改革，也不会对整体制度产生剧烈的影响和改变。

因此，总体来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来的实行，与毛主席的思想并不矛盾。二者出发的根本都是为了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更何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时而变，正是毛主席思想的内核。

时至今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中国的农业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发展，但今日中国的繁荣和成就，也离不开毛主席时代近三十年奠定的坚实制度和物质基础！